如果她还活着，今年正好岁，和我们的党同龄。岁的党还很年轻，岁的女性，早已苍老。不过她的容貌，和她的年龄，一起定格在24岁，花一样的时节。

上世纪40年代，掌握国民党最核心和最重要机密的军统特务总部电讯总台，就是那个后来破译出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并由此引发成立“中美情报合作所”的军统电台，竟然掌握在以她为代表的一群年轻地下共产党人手中。

这个打入军统核心要害部门的中共特别支部，把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共产党延安总部，后来事件暴露，称为“军统电台特支案”。

曾经的军统特务大头目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提起电台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差点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的“一生的奇耻大辱”。

出于任务需要，她的名字太多了：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等。加上长期与组织单线联系，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了。

甚至，快要不知道她是谁了。因此，人们只能以军统侦破“军统电台特支案”时她采用的化名予以纪念。因此，她在红岩历史博物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

直到年，经过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调研走访了一年多时间后，才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搞清楚。

在一位解放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汇报时，叶帅激动地回忆：“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

《黄河之滨》：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

有一位叫黎琳的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而且，每次抗大学员组织拉歌时，她总是会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带动上千人引吭高歌：“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如此投入地指挥，她在拉歌时总能取得胜利。

因此，每当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延安的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

青年张露萍

她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人生传奇呢？让我们伴随着脑海中的歌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进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抗战时期，我党主要建立了四大情报网络：一是中央社会部直属情报系统；二是重庆南方局系统；三是在香港、上海的华南情报局系统；四是晋察冀中央局情报系统。

南方局通过“布闲棋，下冷子”的办法，在国民党内部布建了一批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

张露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闲棋冷子。

张露萍，幼名余家英，年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她的上面，还有三位姐姐。

教私塾的父亲余泽安，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自幼深受爱国传统影响，敬重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从小便立志做人要有气节。

“效法松柏傲霜临寒而立，不学妖桃媚柳供人欣赏”……

8岁的张露萍进了县城的小学，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给她的人生道路带来了重要影响。

张露萍的大姐余家彦，在师范读书时被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

在大姐关照下，张露萍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读书，改名余硕卿。

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她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

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人生的理想、妇女的责任等。解放后，车崇英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

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次之，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

年秋……，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了玉斌、露萍、梦萍加入‘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

张露萍(左)年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与同学周玉斌、杨梦萍、车崇英在一起

“民先队”，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之一。

这样，在车崇英的影响下，张露萍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民先队”之后，张露萍很快成为骨干分子。

年，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张露萍积极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除了参加演剧队外，她还担任“天明歌咏团”的指挥，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都留下了这个活泼、爽朗的女学生的身影。

追逐理想与信念的步伐也随之更加坚定，张露萍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制成卡片并写下火热的诗句：

前程是天上的云霞！

人生是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

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然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要求进步的青年们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另一边，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

车崇英回忆：“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车崇英的回忆稍有些偏差。其实，早在年11月，张露萍的大姐余家彦刚刚生产完她的第六个儿子，还在坐月子，突然听到佣人来说，四妹余家英不见了。

她马上找来丈夫余安民，四处寻找。几天后消息来了，说四妹去了延安，要参加共产党。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余安民连忙派人去追，却如泥牛入海，从此再也没了任何关于四妹的消息！

从此，余硕卿改名为黎琳：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位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来到延安的黎琳像一只飞出笼牢的鸟儿，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延安的生活艰苦影响不了她积极向上的快乐内心。

当然，偶尔的水土不服也会引发点少女的小脾气，她曾给她的革命导师车耀先去信：“我多想吃成都的米花糖啊！”

车耀先热情地回信鼓励：“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炼，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开始的时候，张露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也曾抽空来作报告。

后来，张露萍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在这里，她有了直接接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的机会，也给中央首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露萍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歌，她指挥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干一场”的外号就在这里诞生了。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在这里，她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

党组织根据她的文艺特长，分配她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遇上了人生中宝贵的爱情，一份十分美好而又短暂的爱情。

年秋，张露萍与同期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后改名李清，建国后任交通部部长）相爱了，经组织批准，结成了革命伴侣。

新婚不久的一天，张露萍突然对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

“领导？哪位领导？”宝琦以为年轻的妻子在开玩笑。

“是……是陈云同志。”尽管接受的是一项秘密任务，张露萍还是不想什么都瞒着丈夫。

“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

不过正因为明白，陈宝琦有些担心：“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

张露萍温柔而有些不舍：“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两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

原来，张露萍接到一项任务，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因为她的姐夫余安民，已于年由四川省第4区（眉山）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调任第8区（酉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明里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国民党，暗里还是琢磨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把戏。统一战线，一通艰难！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着新婚不久的丈夫留下这句话，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陈宝琦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的最后一次定格。在延安名扬一时的“干一场”消失了，再也没有回过革命圣地。

几天以后的成都，悄悄出现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此时的她，还叫黎琳。

不久，在组织的安排下，张露萍来到了山城重庆——国民政府的陪都。这里山清水秀，山、水、林、泉、瀑、峡、洞琳琅满目，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却也是遍布四野。

重庆汽车站，国民党稽查处检查哨的特务们正在挨个盘查下车的旅客。一位头戴法兰绒小帽、身穿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的时髦女郎傲然前来。

一向盛气凌人的特务们看着有点犯傻，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再一定神，时髦女郎已飘然而去。

她就是张露萍，迈着轻快的步伐，行走在重庆的大街，闲中观景的同时，确定了身后没有“尾巴”，一转身，年轻的女郎消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来到了曾家岩，革命热情似火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着“要工作”、“给任务”。

“小同志，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叶剑英看着性急的小姑娘，笑着安慰道。

看似不急，其实，南方局的领导们，对张露萍的到来，期盼已久。

张露萍并不知道，在她到来之前，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中共领导们都有些意外的事。

年8月的一天，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人趁着夜幕，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直言要面见周恩来。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最高负责人！”

作为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周公馆，周边到处是国民党的特务。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让国共双方异常敏感。

值班的警卫人员十分警惕：“你认识谁吗？”

年轻人摇了摇头：“可我有急事呀！”

当他说明自己是军统电信总台的工作人员身份后,现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楼上的叶剑英正和曾希圣（中央军委二局即情报局首任局长，“红色密码”之父）在商量事，听到动静后曾希圣下楼。

“我姓张。”年轻人有些兴奋，他看出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做电讯工作？”

军统总部！电讯工作！“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不由震撼，敌人的心腹地带！他强忍着激动，耐心地听小伙子的讲述：“我也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对于苦苦寻觅隐蔽斗争法宝的曾希圣来说，张蔚林的到来，正是好雨知时节。

不过，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曾希圣并没有轻易地被惊喜冲昏头脑。在重庆这个抗战大后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呢？

曾希圣冷静下来，微笑着对年轻人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么，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感动地点了点头：“我恨透了国民党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很快就会被察觉，这样对你和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成熟的事，因此建议你那边如果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后，我们经过调查和研究再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语重心长地说。

“我理解。完全理解。”年轻人连连点头。“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感激地向曾希圣挥了挥手，快步离开了周公馆，消失在人群中……

过了两天，张蔚林又来到了曾家岩。这次，他竟然带来了军统电信总台领班兼报务副主任冯传庆。

在电讯总台，冯传庆是台长之外的最高技术长官，在电讯技术和业务上，对接、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可谓身居军统电讯情报枢纽、要害。

而张蔚林任职在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本身工作在军统虽然并不高端，但是，因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正好可以侧面保护重庆地下党无线电工作。

这两人的出现，实在令人惊喜，也是在有点玄乎！叶剑英和曾希圣仔细斟酌后，决定先对他们进行教育考察，后续再视情而定。

此后，张蔚林、冯传庆积极主动地把不少重要情报送到曾家岩，这些情报为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对张、冯二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但他们仍在继续着。

“他们过去是否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

经我们反复研究，统一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和曾希圣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

叶剑英在南方局的参谋、建国后曾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在解放后这样回忆。

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但如何把情报及时地送到我党手中，还不能被敌人发现，却是个难题。

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到重庆做统战工作。

“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

雷英夫也证实：“没错，是她。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

叶剑英急中生智，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

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与叶剑英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好主意！

所以，经历了难得的几天闲散生活，在张露萍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之后，叶剑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

“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在延安时，张露萍通过政治学习和专业训练，掌握了不少隐蔽战线的工作技能，如密码使用、电台报务、照相密写，以及如何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袭击等。

于是，南方局决定黎琳改名张露萍，扮作由上海来的张蔚林之妹，开展秘密工作。

当时，南方局交给她三项任务：一是成立中共特别支部，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等人；二是将张、冯等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联系时，不直接到曾家50号周公馆，而是通过四德里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稳妥起见，组织上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了出来，与张露萍以“兄妹”的名义一起租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同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张露萍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

从此，衣着华丽、风度翩翩的张露萍，时而去给哥哥张蔚林送东西，时而又以拜访哥哥朋友的名义同冯传庆等人交往，频繁出入于浮图关电信总台的会客室和马鞍山的军统宿舍之间。

借助这些机会，张露萍隐秘地向军统电台“特支”人员传达南方局军事组的指示，同时将他们搜集的情报带回牛角沱的“家”中，然后再秘密传递给南方局军事组。

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

有时候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张露萍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

这群年轻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统统挑了出来，传给我党我军。

戴笠曾亲自布置了一个三人小组，携电台秘密潜入延安,开展情报传送及暗杀活动。可是，这个小组刚潜入延安不久，便彻底失去了与军统的联系。

他们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延安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这件事让戴笠震惊并觉得有些蹊跷。但他怎么也不会料到，军统电台内部已经存在着一个共产党的秘密支部。戴笠曾对部下说，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解放后，雷英夫曾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

“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

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年1月，张露萍读到了一则截获的密电。电报是发往昆明的，上面列出了几乎所有昆明市地下党领导成员的名单。

张露萍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她立即将这一情报转交给了中共南方局，使党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昆明搜捕行动的扑空，让戴笠心底打了一个冷战。

不久，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发现，狡猾的特务准备放长线、钓大鱼，计划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由于情报来得较晚，已来不及安排别人去通知，张露萍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的联络站（紧急情况下，张露萍不得不违反秘密工作规定），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的抓捕计划再次落空。一连串的“泄密”，如同一道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

蒋介石极为震怒，命令戴笠限期查清事情真相。

戴笠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他想，如果不是接收电台屡屡走漏了风声，那问题就很有可能出在自己的电台内部。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秘密党员。

这样，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布满了延安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很快，冯传庆接到了电信处的命令,让他追查其下属人员中是否有泄密行为，并立即更改所有现用密码。

军统内部的大盘查开始了，全局人员展开普审。

特别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目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先拘后审。

一时间，军统内部人心惶惶。叶剑英、雷英夫等立即决定，通知各成员暂停一切情报收集和传送工作，进入集体“静默”状态。

特别支部来到了难得的平静期，张露萍在忧心忡忡中又开始了一段闲散时光。

骑自行车上街的时候，张露萍意外地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更为意外地是，下车道歉的车主人，竟然是大姐余家彦。

久别偶遇的姐妹唏嘘感慨，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也道出了来重庆的目的，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

原来，挂念已久的母亲早已瘫痪在床，心痛难忍的张露萍决定趁着难得的“静默期”回去看望母亲。

经组织批准，回家省亲的张露萍享受着久违了的家庭温馨。没过多久，她忽然接到了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

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但此时她哪里知道，通往重庆的将是一条晦暗的不归之路。

天府之国去往山城重庆绵延几百公里，信到了，人也到了，一到重庆的张露萍就被守在关卡的特务抓捕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张蔚林又叛变了？

不是，张蔚林只是心理素质不好而已，叛变的另有其人。

张露萍回乡省亲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意外，军统电讯室收报机上的真空管烧坏了。

听起来是很不起眼的小意外，但这个小小的意外所引发一连串事件，却给中共特别支部带来了灭顶之灾。

回顾这段历史，一边伤感，一边惋惜。

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三个真空管，当时军统对电子元件的管理特别严格，全局又处在全面审查期。

而负责全面审查的检查科长肖茂如平时就和张蔚林关系不好，正好借此机会进行报复。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接着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蔚林的谍报经验很丰富，但缺乏系统的隐蔽战线工作训练和组织教育，地下工作经验还是差了些火候。

他十分紧张，担心自己的身份是否暴露。情急之下，张蔚林趁看守不备，逃到了曾家岩，向南方局汇报了此事。

南方局这边，听取了张蔚林的陈述后，认为电台上烧坏了真空管是常有的事情，只能说是工作上的失误，现在的禁闭应该算是惩罚，如果逃跑会完全暴露，反而影响大局。

再考虑到军统电讯处的副处长董益三是张蔚林的授业恩师，可以为其说情，所以建议张蔚林先买个真空管回去赔上，再观后情。

但令人生畏的军统绝非浪得虚名，大家都没有想到，张蔚林的逃跑已经引发了敌人的警觉。

张蔚林的宿舍被彻底通查，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一封张露萍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

还有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以及特别支部的名单。

一张抓捕的大网就此撒开……

解放后，接受改造的董益三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

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

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

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

点名的时候，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

匆匆跑到曾家岩的冯传庆气喘吁吁地向组织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不幸的是，他的画像已经被军统传遍了大江南北，渡江后不久即被埋伏的特务抓获。

不过，不幸中也有万幸。张蔚林尽管心理素质不够好，但应变能力足够强。

他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

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谎称要取钱用，请求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

毛烈对羁押在看守所的张蔚林等人的案情并不知晓，根据以往的经验，军统自戴笠以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因长官的好恶而被关押。

于是毛烈上了当，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联络站的地下党同志得以安全撤离。第二天军统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戴笠极为震怒，拔枪就把毛烈给毙了。

被捕的同志大都守口如瓶，坚贞不屈。但凡事总有例外，血腥审讯下，特支成员安文元叛变了。

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拍了上述那份电报。

另一边，收到张露萍来信的南方局，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连忙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张露萍下车即被捕，至此，潜伏在军统心脏的红色电台小组彻底暴露。

在防范严密的军统内部居然发生了如此惊天大案,让戴笠颜面丢尽，“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

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愤怒的戴笠亲自审讯电台小组的成员，他要取得有价值的口供，以此来报复共产党。

但张露萍一口咬定，自己是“逃婚到了延安，怕苦回重庆，准备考大学,路遇张蔚林，两人仅相恋。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其余一概不清楚”。

审讯室里经常是这样的一幅场景：

“你别以为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气坏了：“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

“打！”“继续打！”……

一个不满19岁的女孩儿在多次残酷刑讯后始终如一的供述，让穷凶极恶的戴笠一时摸不清真假。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面对如此倔强的女孩儿，如此顽强的革命群体，戴笠意识到，要达到目的，应采取一个更为巧妙的方式。

几天之后，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

谁也不清楚已经被捕的张露萍此时突然出现将意味着什么。不管是她已经背叛，还是中了军统的圈套，特务们都有借口强行冲入，进行逮捕和搜查。

如果这样的事件被蒋介石作为取消合作、镇压共产党的借口，谁也不敢保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对共产党的血腥大屠杀会不会再次上演。

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众目睽睽之下，她迈着从容的步伐，连看都没看一眼便径直向码头走去。

靓丽背影的身后，是尾随的军统特务，他们失望地远远跟着走了。

原来，狡猾的军统假装无罪释放了张露萍，想利用她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

聪慧的张露萍并没有上当，她只是想告诉同志们：她很好，还活着。

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

“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但为了拉回面子，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决定暂不执行。

戴笠准备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再与我党进行斗争。

蒋介石下令，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

这是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

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黎洁霜、黄彤光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

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管理员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

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镇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

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说完张露萍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小萝卜头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

……

张露萍身中6弹，牺牲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张露萍等7位烈士牺牲后，一位难友用一小块牛角骨刻下了“·7·14”字样，记下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战友的痛悼。

历史，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殉道者。七位烈士牺牲四年后，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出卖他们的叛徒，已被转押渣滓洞集中营的安文远在大屠杀中被杀。

在张露萍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当时隐蔽斗争的复杂性，加上她曾使用过多个化名，因而张露萍的真实身份和经历不为有关组织和外界知晓，甚至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遭受了不白之冤。

张露萍被捕前，一位她曾经的同学从延安到重庆治病，看见打扮很像黎琳的小姐挽着一位国民党军官（张蔚林）。

之后，“黎琳变心了”的消息便在延安悄悄传播开来。很多人也都相信，这个原本大家出身的小姐禁不住诱惑，叛变了。

但在延安有一个人始终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再没有别人能比他更了解黎琳了，他就是黎琳的新婚丈夫李清（陈宝琦）。

他怎么也不相信爱妻会叛变：一个自愿舍弃优越生活、向往革命的人怎么可能背离理想呢？李清只能怀着疑虑，等待组织上有一天能告诉他真相。

这一等就是45年！每当被思念和等待折磨得几乎窒息时，李清就默默地拿出用手帕包着的糖果——那是黎琳到重庆一年半以后托人交给他的，李清解开包糖的手绢没找见她写的一个字！

但他明白，黎琳是用她的手绢在诉说：平安无事。又用糖果告诉李清：她无时不在惦记着他，而地下工作严格的纪律不允许她写给李清只言片语！

默默地凝望着，他耳边回想起黎琳临别前的话语：“等着我，我完成任务了就回来。”

……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长河中的许多往事渐渐被遗忘，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

终于，年8月的一天，一个调查小组访问了李清，但是，李清听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张露萍。

原来，历史的尘埃，早已盖住了黎琳的名字，只有在众多当事人的追忆中，才一点一点被拂去……

年，曾经的军统大特务沈醉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人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被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

以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继续撰文、写书，澄清这一“军统电台案”的真相，引起了人们对张露萍冤案的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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