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界网站

导读

还原-年日美 、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总结美国惯用手段，以及日本经济争霸战败的教训。

主要结论：日美 本质是大国经济争霸，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贸易逆差只是幌子。日本通过货币放水应对外部冲击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最终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通过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控制通胀，重振美国经济活力，成功维持经济霸权。这对当前中美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日美 的历程：

从年代中期到年代初的三十多年，日美经济争霸从六大行业的 逐步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从产业冲突到宏观协调和经济制度冲突，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维持世界经济金融霸权告终。

六大行业 先后涉及纺织品（-年）、钢铁（-年）、家电（-年）、汽车（-年）、电信（-年）和半导体行业（-年），涉及行业的演进与日本从轻工业、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升级同步。 的方式，从早期的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和贸易数值管理（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占率指标（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为规避关税和汇率风险，日本汽车、家电厂家选择直接赴美投资，继而引发投资摩擦。但是日美 并未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因此， 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强行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产品竞争力、经济战强行改变日本经济结构和政策等。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转负（日元计价），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以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银行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热潮以及泡沫。“日本第一”的认知、政府及国民心态在80年代的过度膨胀、担心紧缩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使得日本政府及央行（日本银行）错过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年5月开始连续五次过快过急的加息及地价抑制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和危机产生。

-年危机后，日本产生大量过剩产能、不良债权、过剩劳动力，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动荡的政局（十年时间，九届内阁，七任首相）及错误的应对导致日本陷落。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上升、城镇化进程已达较高水平、赶超型经济体制不再适应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需要，总量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始终未能解决结构性问题，日本再也没有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经济争霸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

日美 启示：

1、 本质是大国经济争霸和改革战。

当年日本对美国无原则顺从，结果日美 不断升级，直到自己应对失当崩盘，没有实力挑战美国霸权，日美 才结束。

中美 ，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中美 只有两个结局，要么我们被遏制，要么伟大崛起。

2、放弃幻想，做好中美 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

美国对日本发动 ，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美国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经济崛起的遏制，尤其是随着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以及产业从互补走向竞争，形势将日益严峻。这在历次世界领导权更迭中均有典型案例，如果双方管控失当，从 升级到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意识形态战、地缘战、军事战，则落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日美 历时30多年，最终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3、做好中美 升级为汇率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地缘战的准备。

美国对日本 的路径清晰：从有竞争冲突的产业 ，逐步到汇率金融和经济战，且在打的时候充分使用其国内、等条款进行威胁，美国露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美国利益优先的本质。

4、防止采取货币放水、重走刺激老路的方式应对，这是日本金融战败的主要教训。

必然打击外需，但是如果为了扩大内需而转向货币放水刺激，则容易酝酿金融泡沫。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 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 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年日美 的失败教训。

5、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 ，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中美 ，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年的日本、-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而不是-年日本货币放水刺激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 ，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进一步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官员积极性、企业家信心活力、减税降费等问题。

6、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被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牵制。

中美 ，我不是太赞同现在的部分舆论气氛，看热闹不嫌事大，这很不冷静。我们要积极拥抱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应对中美 ，最好的应对是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与中日韩、欧盟、东南亚搞自由贸易区，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的对内对外开放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不管美国怎么做，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7、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扩大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但要控制资本项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日本在80年代的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导致热钱打进打出，成为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以及破裂的重要推手。在内部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过早的对外开放便利短期资金进出的资本账户，容易引发金融债务风险，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年亚洲金融风暴等均与此有关。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负面清单管理等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贸易便利，但推动资本项下的开放要有节奏、渐进地进行，避免短期内迅速地冲击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冲击。

8、产业政策应该实施，但重点在于支持教育、融资、研发等基础领域，而非补贴具体行业，尤其不应该补贴落后产能和行业。

9、避免国民心态的过度膨胀，避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

80年代中后期，“日本第一”的过度膨胀导致对形势认识不清，一再误判并错失机遇。在此次中美 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的思潮。中美 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韬光养晦、改革开放。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10、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民众企业政府部门间的同心协力对于应对外部 以及推动内部经济转型升级极其重要。

日本80年代政府部门间矛盾及90年代政局的动荡导致应对不利。 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目录

1日美 发生的政治经济环境

1.1战后复苏时期（-）：冷战爆发，美国由削弱转向扶持日本

1.2高速发展时期（-）：重化工业为主导，纺织、钢铁、家电 爆发

1.3中高速稳定发展时期（-）：增速换挡，产业升级，电子、电信和半导体 爆发

2日美 回顾：六大行业伴随日本产业升级依次展开

2.1纺织品 （-）

2.2钢铁 （-）

2.3彩电 （-）

2.4汽车 （-）

2.5电信 （-）

2.6半导体 （-）

3年代中后期升级到金融战、经济战

3.1汇率金融战：逼迫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

3.1.1“美元日元委员会”：推动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但未能实现日元升值目标

3.1.2《广场协议》：五大国联手抛售美元，日元迅速大幅升值，但未减少美日贸易逆差，直到年逆差才缩窄

3.1.3《卢浮宫协议》：稳定汇率，阻止美元进一步贬值，日本承诺降低利率扩大内需

3.1.4《日美金融服务协议》：金融服务领域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

3.2经济战：强行改变日本经济结构，日本宏观政策独立性丧失

4影响与后果：年资产泡沫破裂，日本陷落

4.1 对美国贸易逆差有短期阶段性的改善，但长期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趋势更为严重

4.2日元大幅升值，房市、股市泡沫破裂，经济增速大幅下降，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4.世纪初的结构性改革取得部分效果，经济缓慢回升，但始终难以回到景气时期。

5启示

正文

1日美 发生的政治经济环境

日美 发生于年代中后期至年代初期，随着日美经济政治实力的对比及国际局势而发生相应变化，总体上伴随日本崛起而愈演愈烈。战后，日本经济可大致划分为以下阶段：（1）战后复苏时期：-，平均增速9.3％。（2）高速发展时期：-，平均增速9.2％，实现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升级，日本的成本优势及其产业升级带来的市场竞争力，冲击到美国相关行业，纺织品、彩电、钢铁 爆发。（3）稳定增长期：-，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年均增速4％，年确立技术立国，实现从重化工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电信、半导体）的升级。越战及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冲击较大，美国经济陷入“滞涨”，日本相对较快地走向复苏；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经济在积极财政和放松管制下发展较好，但整体上日本经济增速高于美国。日美贸易顺差开始急剧扩大， 进入白热化阶段。（4）泡沫经济形成期：-，日元持续升值，过度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和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推升股价、地价泡沫。80年代末追赶期结束，追赶期的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方式不适应新的环境。（5）泡沫破裂后的萧条期：-今，泡沫破裂，陷入失落的二十年，期间世纪初小泉内阁改革虽有起色，但未能摆脱整体的低迷。

1.1战后复苏时期（-）：冷战爆发，美国由削弱转向扶持日本

二战结束后，美国发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策》，单独占领日本，保留了日本政府和天皇，间接统治日本。美国对日本实施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财阀为核心的改革，旨在通过严厉的制裁政策，削弱日本消除威胁。随着冷战爆发、美苏对立，美国希望通过复兴日本以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同时配合实施美国的亚洲战略。年10月美国正式开始扶植日本，派专员对日本全方位规划。年 爆发，美国又与日本签署了特需订货协议，同时美国向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日本凭借管制低利率和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基础产业，迎来战后的第一次繁荣。日本为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制定了外向型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大企业并发展小企业等策略，“重经济，轻军备”，仅用了十年时间日本便恢复到战前水平。年9月，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本从属于美国。年《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意味着复兴阶段结束。

1.2高速发展时期（-）：重化工业为主导，纺织、钢铁、家电 爆发

年日本政府提出“当务之急是要趁着世界技术革新的东风，让日本走向新的建国之路”。池田内阁于年12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从年开始在10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形成了相应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及监管模式。该阶段，日本的劳动力总体丰富（人口红利期）、政府加大人才培养和教育力度、银行和财政投融资制度人为压低融资利率、城镇化进程加快、投资带动投资和消费革命产生强劲的内需、实施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外部环境相对友好，一系列因素刺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飞速发展。

（1）形成由下游向上游传导的投资带动型经济。年代中期，借由 使得特需扩大的契机，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变，带动以化学、金属、机械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从下游到上游的“以投资带动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

（2）消费革命开启扩大内需的良性循环。随着东京圈、关西圈、名古屋圈工业的发展，人口开始向三大都市圈流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二十年间，城镇化率上升近20个百分点至75.9％。城市家庭数量上升使得耐用品需求量上升，工业生产能力上升以及量产体制带动了商品价格的下降。年代后半期，以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为代表的家电产品价格下降到一般家庭可承受的价格，消费革命带动内需急剧扩大。-年间，洗衣机的销量从27万台增至万台；而黑白电视机从台增至万台。此外，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又通过金融机构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资金，开启支撑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3）注重人才和技术培养，学习和引进海外先进管理方式。年教育文化经费占财政支出比达到12.4％。年日本设立“生产性本部”，其核心工作是向欧美国家派出由日本企业家和工会人员组成的海外视察团，进行实地考察与技术学习。-年间，日本共派出视察团0次以上，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将所学成果改良并应用到本国企业管理中。同时被军需生产培育起来的技术被转用到了民间部门，使得日本工业部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提高，并且降低生产成本。

（4）引导产业升级，财政支持以减少夕阳行业造成的冲击。年日本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转移，产业政策重心转移到了保护培育新兴产业，出台了外币配额政策优先权、为促进设备投资的低息融资和出口税制优惠措施。对于以煤炭为代表的夕阳产业，政府支付补助金，减轻因急剧衰退带来的失业以及对地方经济的重创；对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实施调整设备投资、促进企业合并重组等政策。

年前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年出现“滞涨”，当年GDP负增长。

（1）刘易斯拐点来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加速。粗出生率和总生育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顶点。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滑；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在、年形成两个高峰，分别是68.89％和68.92％；65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在70年代初已急剧减少，城市化率在年达到较高水平75.9％，其后十年仅增加0.8个百分点。

（2）以冰箱、洗衣机、电视为代表的家电在年前后普及率相对较高，国内需求达到相对饱和。其中，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90台，洗衣机98台，电冰箱97台，仅汽车仍有潜力，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内需增长机制到70年代中期丧失足够动力。

（3）石油危机抬升重化工业生产成本，导致原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企业设备投资的积极性下降。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曾经的领头羊产业最终失去竞争力，引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经济增长的产业是汽车、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4）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重化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农业化肥的使用导致环境对经济的约束越来越大。

（5）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日元升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1美元固定兑换日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尝试通过多国之间调整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日元。年2月日本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史密森体系倒塌，日元升值到1美元=~日元。但日本凭借产品竞争优势对美出口持续扩大，美日贸易逆差不断攀升。

1.3中高速稳定发展时期（-）：增速换挡，产业升级，电子、电信和半导体 爆发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侧重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经济增速换挡成功，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反观此时的美国，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其经济形成“滞涨”，里根上台后依托“供给学派”理论，财政与贸易出现双赤字。该阶段日本平均增速高于美国，日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范围扩大。

日本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1）“减量经营”，降低能耗、利息、劳动力成本。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引发一些日本企业自发开展经营调整，被称为“减量经营”，其核心主要有三条：节约能源消耗、降低利息负担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日本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和引导“减量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日本制造业战后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转向高附加值型经济增长方式。

节约能源消耗。以石油危机为契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对日本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造成了沉重打击，以石油化工、钢铁等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引导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显著削减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年，日本增加生产能力的设备投资在全部设备投资中比重比70年代初降低了约50％。同时，鼓励企业进行内部技术改造和生产设备更新，有效节约能源。许多高能耗行业积极采取节能技术，如钢铁业大量采用高炉炉压发电设备，石油化工业采用加热炉的废气、余热回收技术，水泥业引进悬浮预热器技术等。

降低利息负担。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著名的《日经商务》杂志指出，在石油危机后的恶劣环境下，日本企业必须努力压低原材料费用、财务费用等各项成本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日本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不高，利息负担较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实施“减量经营”，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大幅提高，从企业借款占营业额的比率看，年比-年平均减少6.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自有资本比率看，年比年提高7.7个百分点。再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断降低，企业利息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降低劳动力成本。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成为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当时有研究表明，如果主要制造业企业在一年内不削减6-14万雇佣人数以降低成本，就无法维持收益。企业通过解雇临时工、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女性员工离职后不再补充新人乃至减少主干劳动力等多种方式调整雇佣人数，降低人工成本。据日本产业劳动调查所统计，年以后的四年中，包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东芝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减员达21万人。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日本政府还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2）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大力疏解产能过剩。经过两次石油危机打击，日本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增加。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特安法”）和《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等四部法律，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特安法”认定平电炉、炼铝、合成纤维、造船、化肥等14种产业为结构萧条产业，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开工率只有60％-70％。针对上述结构萧条产业的调整和疏解方法包括：（1）采取政府收购来报废设备的方式，即由政府与产业界合作预测未来供求，对“过剩部分”由政府出资收购报废；（2）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对那些按计划淘汰落后设备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萧条行业安置工人和转产；（3）允许因供求明显失调、价格降到平均生产费用的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缔结有关限制产量、维持合理价格的垄断组织。“特安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年和年日本工业连续两年高涨。

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的同时，日本政府有效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和培育新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发展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和知识产业，投入了大笔政府专项资金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并对以上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们已将这个项目视为日本70年代后期推出的产业技术政策的成功典范，它为奠定日本电子产业的基础及扩展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的重要性增强，-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增速0.2个百分点，从年到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了8.9个百分点。

2日美 回顾：六大行业伴随日本产业升级依次展开

战后日本经济摩擦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中发生的，发生在50年代中后期的轻工业，到60-70年代的重化工业，再到80年代的高技术行业如半导体。日美 集中在六大行业，包括以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告终的纺织品战（-）、以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彩电出口并增加海外投资告终的彩电战（-）、以日本自愿限制钢铁出口和美国建立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制度告终的钢铁战（-）、以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和增加对美投资告终的汽车战（-）、以设定日本产品销售价格和美国在日本市占率为贸易数值管理的半导体战（-）。

日美 的特点：

（1）从货物到服务（90年代的金融服务业）。

（2）从进出口调整到经济制度协调。

（3）以双边谈判为主，规避GATT多边机制，美国经常动用国内贸易法条款、条款等威胁日本，甚至为此修改《年贸易法》、通过《年贸易与综合竞争法》制裁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协议。由于日美是典型的单方面、非对称的依存关系，且日本出于维护美国市场、依赖安保的需要，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日本几乎是节节让步，缺乏必要的有利的反制。

（4） 演变的基本路径是：美国行业协会（企业）对日谴责或要求议会对日采取保护主义-日方反驳-美方动用等威胁-经济问题政治化-谈判-日方让步-签署协议。

（5）对日措施层层递进：从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到要求其扩大进口、开放市场、取消关税、对出口美国产品进行价格管制、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的市占率指标等条件。

2.1纺织品 （-）

二战后，美国把扶植美国棉纺织业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内容之一，美国借款给日本企业购买棉花和机器设备，日本向美国出口棉纺织获得外汇偿还借款。50年代之前日本向英国大量出口，50年代后美国开放其国内市场。

年日本商工省制定了《关于迅速发展合成纤维工业的方针》，东洋人制造公司等国内企业积极引进和开发合成纤维技术，依靠 特需，推动日本纺织工业产量增加。日本纺织业主要为中小企业，处于过度竞争状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没有建立完善的出口管理制度。

年日本加入GATT，美国给予30种棉制品的优惠关税，廉价的日本棉纺织品进入美国，出现了“1美元衬衫”事件。-年间，“1美元罩衫”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从3％增长到28％。年日本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额最大的国家。从出口地区看，对美国出口最大，日本棉纺织品在美国的市占率从年的17.7％上升到年的60％以上。到60年代末，日本出口的毛制品占美国市场比重高达30％，合成纤维制品占比高达25％，冲击美国纺织品行业利益，美国轻工行业向议会提出立法限制进口。

为维护美国市场，日本于年提出自主出口限制（棉质产品1.25亿平方米，女衬衫25万打），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议（-）》，规定5年有效期。

年，针对美国强化限制的要求，两国政府签署了《日美棉织品协议》，以政府间协议的方式自愿限制出口限制。

年，肯尼迪在竞选时因对纺织业做出保护承诺而赢得南方各州选票，在其就任总统后，迅速成立了纺织业部长委员会研究扶持纺织业的政策。

年8月，日美签订了《日美棉纺织品短期协定》，内容包括设定总出口限额和三类商品限额。年签署了《日美棉纺织品长期协定》，规定和年对美纺织品出口增速分别为3％和5％。

年10月，日美签订了《日美纺织品协定（-）》，规定此后3年内合成纤维和毛纺织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分别限制在5.2％和1％之内，并将商品划分为7类，具体规定了出口限制的目标。年，日美两国将《日美纺织品协定》和《日美棉纺织品协议》合二为一签订协定，日美纺织品摩擦自此得以缓解。

小结：纺织 加速日本产业结构升级。7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重化学工业化，作为轻纺工业的代表产业之一的纺织业在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衰退产业，日本政府花亿日元收购过剩纺织品，限制出口的同时缩减了纺织品过剩产能，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2.2钢铁 （-）

自年起，日本制定了两个“钢铁合理计划”，对钢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积极建设大型联合钢铁企业，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钢铁产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年，日本钢铁产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7％，在发达国家中占据头筹。在满足内需的同时，日本钢铁出口大规模增加，-年代的出口率处于30％以上的水平，自年起成为世界上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1]日本钢铁在美国钢铁进口比重由年的5％上升到年50％以上。美国钢铁产业受石油危机和国内工人罢工的影响，国际竞争力下降，掀起保护主义浪潮。

1、日美钢铁产品协定（-），日本自主限制出口

美国钢铁生产厂家早在年就指责日本对美国进行钢铁倾销，为防止美国的进口限制和贸易报复，日本自愿减少对美出口，维持对美出口秩序。

年，美国钢铁生产厂商再次指责日本钢铁厂商的倾销行为。美国政府官员所罗门以贸易限制和贸易报复威胁，向日本钢铁出口联盟要求日本自主限制钢铁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日本被迫让步，于年7月实行钢铁产品对美出口限制，限制时间为-年，要求年钢铁产品出口同比减少20％，、年允许保持同比5％以内的增长率，年日美商定将此协议延长至年。

2、设定最低价格（-），发起调查

年以后，日本的钢铁产品又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占美国钢铁进口额比重55.9％。年12月，美国政府制定了外国对美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最低限价制度，外国厂商钢铁产品在美国市场售价一旦低于最低限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不经产业界诉讼而直接调查倾销行为是否对美国产业构成侵害，即《年贸易法》的条款。

3、日美特殊钢贸易协定（-），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年7月，美国对薄钢板、带形钢等特殊钢提高关税并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主动谋求与美国签订自主出口限制。年10月，日美通过《特殊钢贸易协定》，日本自此后5年时间内对特殊钢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4、限制外国钢铁产品在美占有率上限（-）

年美国钢铁企业以及全美钢铁联盟根据条款申请实施救济措施。里根决定实施钢铁业救济措施，要求钢铁出口国自主限制出口。年10月美国通过了《钢铁进口综合稳定法》，规定无论美国国内钢铁产业是否被害，外国（含日本）钢铁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只能在17％-20.2％以内。年12月美国与日本等国达成自主出口限制协议，约定市场占有率，规定：日本在美国钢铁市场上的占有率限制在5.8％以内，韩国在1.9％，巴西在0.8％，西班牙在0.67％，南非在0.42％，墨西哥在0.3％，澳大利亚在0.18％以内。布什总统上台后，将救济措施延长2年半，在年终止。日美钢铁贸易基本成为受国家管理的贸易。

小结：相较于纺织品 ，在钢铁 中，美国使用的贸易手段更加丰富，而且对各国都展开了攻击。首先要求日本实行自主出口限制，但随着贸易摩擦的扩大和深化，美国进一步实施保护国内市场的最低限价制度和有关钢铁市场占有率的法案。

2.3彩电 （-）

年日本成立第一家将全部电视机产品半导体化的公司，年几乎所有日本电视机公司全部半导体化，在70年代初期日本电视机技术全面赶超美国。日本彩电公司经营策略灵活，以盈利不大的小型电视机进入美国市场，并逐渐转向大型号电视机，以低价格优势与美国电视机公司展开正面竞争。

1、维持出口市场秩序的“日美彩电协定”（-）

年3月，美国电子工业协会起诉日本11家电视生产企业，要求对日本生产的黑白电视和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经裁定于年3月征收反倾销税。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两国于年4月达成和解，以美国放弃征收反倾销税，日本支付一定和解金的方式解决。

2、“日美彩电协定”，自主限制出口数量（-）

年美国建国周年和总统选举之际，为更好观看相关节目，美国居民对彩电的需求旺盛，日本对美国的彩电出口急剧增加，当年增速高达％。日本彩电对美出口的金额和市场份额在年达到高峰，在美国彩电进口中所占比重达90％以上，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接近20％。美国“彩电产业保护委员会”根据条款（紧急进口限制条款），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调查后向总统提出提高关税和进口管制措施，同时还就日本家电厂家在对美贸易中的价格倾销行动和接受政府补贴等“不公平贸易习惯”问题进行调查。日本担心美国做出对本国不利的政策和立法，主动让步。年5月，日美签订维持出口市场秩序的《日美彩电协定》，有效期为3年，内容包括：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每年控制在万台以内，其中制成品控制在万台以内，半成品控制在19万台以内。在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实施自主限制后，年对美彩电出口下降到69万台，年进一步下降到57万台。

早在70年代初，日本彩电生产商便开始在美国建厂。其后为规避美国关税壁垒和反倾销，到年，日本厂家在美国生产的彩电超过了日本对美国的彩电出口，日美彩电 在80年代初结束。

小结：美日彩电 并未解决美国彩电产业自身问题。年，美国国内还有28家电视机生产厂家。到年仅剩6家，80年代末仅剩下齐尼思一家，90年代该公司把生产工厂转移到墨西哥，如今支撑美国电视机行业近20家外国公司中，日本公司实力最为强大。

2.4汽车 （-）

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以其小巧、价格低廉、低耗油的优势迅速占领美国市场。年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数量为万辆，年达到万辆，年进一步上升到万辆，在美国进口汽车中的比重达到80％，汽车 旋即打响。

1、日美汽车贸易协议（-），设定日本出口限额

以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陷入财务赤字为开端，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全美汽车工会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汽车实施进口限制，并在国会开展游说活动，国会相继提出许多保护主义的法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年5月签订了《日美汽车贸易协议》，规定日本从年4月至年4月，对美国汽车出口限制在万辆以内。同年5月，日本政府以通商产业大臣声明的方式发表《对美国出口轿车的措施》，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出口受限后赴美投资建厂，丰田与通用、马自达与福特、三菱与克莱斯勒相继在美国联合建立装配厂。年协议延期，限额上升到万辆，并规定以后每年可在实际出口值上增加16.5％。但日本并未完全达到美方要求，经常超出上限。

2、美日汽车、汽车零部件协议（-），增加对美汽车和零部件进口，开放市场

日本汽车生厂商在美投资后，购置的零部件和半成品主要来自日本而非美国，因此汽车贸易摩擦转向零部件摩擦。年日美达成一项有关汽车零部件问题的协议，规定日本在年内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美国汽车零部件，但是日本汽车厂商认为美国汽车零部件质量较差，只购买了2亿美元。

美国对日本两次未能履行协议非常不满，、年美国分别提出日本汽车零部件市场开放的要求，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年布什总统访问日本，双方达成关于零部件问题的协议，规定到年，日本购买价值达亿美元的美国国内制造的汽车零部件。

美日要求日本开放汽车市场的谈判始于年，历近20个月无果。年5月，美国向WTO提出申诉并以启动条款、对进口的日本汽车征收％关税作为威胁；在零部件方面，提出延长日美年达成的《汽车零部件协议》，进一步要求日本每年以10％-20％的增长率进口美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日本向WTO提出解决要求并预计6月末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反击措施，未能成功。年6月双方达成《美日汽车、汽车零部件协议》，日本基本满足了美国所有要求，美国对日本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出口开始增加。

小结：与纺织、钢铁等产业不同，汽车属于美国和日本的支柱产业，美国在汽车 中的诉求既包括保护本国市场又包括打开国外市场。在保护本国市场方面，美国采用条款、多边谈判等方式，要求日本进行自主出口限制，设定出口增速；日本的应对策略为自出口主限制、在美国建厂，减少对美出口。打开国外汽车市场方面，美国以条款、增加进口关税相威胁，迫使日本同意进口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要求，并规定进口增速数字指标；日本试图通过政府补贴、WTO框架方式解决，未能成功，日本满足美国的大部分要求。

2.5电信 （-）

日美电信 的起因是在电信行业变革的过程中日美产生了分歧。电信行业在各国基本处于自然垄断地位，但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微电子、电子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冲击到传统电信产业，美国意识到竞争的市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拆分，美国致力于在全球“消除电信产业垄断，确立竞争的经济秩序”。日本电信产业是由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下称“电电公司”）垄断，当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时，遭到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的强烈反对，电信 由此爆发。

1、政府采购器材协定（-），采购美国电信器材

美国拥有质量高、价格低廉的电信器材，但日本电信公司却并未从美国进口，而是从电电家族的企业群采购。美国认为是日本电电公司的垄断和日本政府的政策导致市场封闭。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电电公司对在器材采购商实行门户开放，并于年、年两次发布对日报告书《琼斯报告》，列举日美电信器材领域的不平等问题，要求日本调整美国器材购买政策。年底，日美达成有关政府采购器材的协定，有效期为3年，从年开始实施。随后日本海外器材采购额大幅上升，由年44亿日元上升到年亿日元，年从美国采购器材占海外器材采购的83％。

2、新政府采购器材协定（-），定期检查协定实施

日本从美国采购有所增加，但这与美国的预期仍有较大差距。在年12月《第一次狄波斯报告》中，美国预期日本电电公司每年进口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每年进口15亿美元技术通信产品。在共同开发方面，日本仅有1件是与海外厂商共同开发的，美国认为日本市场仍然是封闭的。年1月，日美达成新的政府采购器材协定，有效期为3年，规定定期检查协定实施状态。

3、日美移动电话协议（-），开放日本市场

年通过的分类市场谈判（MOSS）规定让美国“摩托罗拉方式”和摩托罗拉移动电话进入日本，但此项要求在日本并未得到实施，于是日美从年开始了长达5年的移动电话谈判。年初首脑会谈破裂，美国以恢复条款威胁日本，年3月达成“日美移动电话协议”，开放日本国内市场，规定从年4月起的18个月内，日本在东京和名古屋地区建立个移动电话中心、增设个通话频道以普及并销售摩托罗拉电话，打破日本电信市场的垄断。

小结：电信 中，美国对日本实施的手段以开放市场为主线，在日本未能达到美国预定的要求时，美国展开对日本电信产品的进口限制。日本在对策上采取缓慢移除贸易壁垒的做法，在未达到美国预期时采取与美国厂家建立合资子公司方式缓和美日电信 。

2.6半导体 （-）

年开始，美国相继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硅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进入到70年代美国致力于废除各国间贸易壁垒，日本对此产生担忧，由通产省牵头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织”，投入亿日元，年优先于美国掌握了集成电路记忆芯片技术，随后日本在64k、1M、4M、16M、64M集成电路生产中相继获得成功，在国际市场占领先机。年代中期，日本半导体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由年的20％上升到40％，而美国半导体市场占有率从年60％下降到40％。年，日本在美半导体贸易上首次产生顺差28亿日元，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技术升级使得它对美国的威胁远超苏联，美日半导体 由此展开。

1、“削减关税协议”（-）：削减直至取消半导体关税

年，美国电子机器制造厂商组成了半导体工业协会（SIA），目的之一是废除各国之间半导体的贸易壁垒。当时，日本的半导体关税税率为12％，美国为6％。年6月，在东京举行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多边谈判上，日美双方通过《关税削减协议》，规定从年开始用11年时间将两国将税率均降至4.2％。

由于年日本对美半导体贸易首次出现顺差，年日美首脑举行会谈，约定于年将日美双方的税率（10.1％和5.6％）下调至4.2％。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美日贸易会谈，商定于年4月起相互取消有关集成电路的税率。

2、“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发起调查，征收反倾销税，设定美半导体在日占有率指标

-年代，美日半导体市场占有率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大幅上升而美国大幅下降，而且日本半导体追赶势头更加猛烈。年6月，美国启动“条款”；9月，美国半导体厂商以日本半导体出口倾销问题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起诉。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裁决：提高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关税并征收反倾销税。年7月达成了“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1）日本半导体厂商应按美国商务部确定的价格销售；2）日本应增加对美国半导体进口，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从8.5％提高到20％以上；3）美国停止对日本半导体厂商的倾销调查。

但是，日本在履行“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过程中，采取向第三国增加销售的策略，以倾销价抢走美国的国际份额。年4月，里根政府对日本3亿美元的半导体及相关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同年，发生了日本东芝公司向前苏联出售违禁机床产品事件，美国禁止日本东芝机械公司的产品对美出口长达三年。

3、“新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规定外国公司半导体在日市占率，年美国半导体全球市占率重回第一

年6月，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五年期满，但外国公司市占率14.3％，未达到协议要求。8月美日又缔结了新的协定，5年有效期，规定到年底，在日本市场上外国公司半导体占比达20％（年达到20.2％）。年，协定到期，此时美国半导体产业重登世界第一宝座，8月签订的新的半导体协议，不再设定市占率，而是要求每隔三个月两国就半导体市场销售、市场占有率和增长情况进行统计，以便两国进行监督控制。

小结：美国对日本的半导体政策是以“减少贸易顺差”的名义进行的经济压制，不同于纺织、钢铁 ，更多的是担心自身竞争力的下降。美国采取的手段更加多样，首次提出外国半导体占日本市场比重的具体指标，标志着美国对日贸易政策和手段出现重大变化，从对日进口产品限制、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发展到日本自愿扩大进口及数值指标的管理贸易方式。日本有反对，通过加大对美投资、加大对第三国出口来缓和摩擦，但更多仍是屈从于美国。

3年代中后期升级到金融战、经济战

六大产业的 未能削弱日本的竞争力，日本化压力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美日贸易逆差反而持续扩大。美国认为日美间的贸易失衡在于利率、汇率管制和金融抑制导致日元被低估，日本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倾销。《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但进口下滑幅度更大，年日本整体顺差扩大，其中对美顺差在和年持续扩大，加剧美国不满。同时，美国认为日本金融市场封闭，美国金融机构无法进入日本，竞争不对等，美国逼迫日本开放金融市场，过急的金融自由化为投机和泡沫提供宏观环境。日元升值并未改变日美贸易失衡，美国认识到根源在于日本的经济体制，即交易习惯、土地制度、储蓄投资模式、大店法等方面的结构性障碍，强行干涉日本的经济政策，从宏观和制度层面改变贸易失衡，日本出于对美经济、军事和政治的依赖，步步退让，失去宏观政策独立性，应对失当，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3.1汇率金融战：逼迫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特点是：利率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起步且急速展开。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展开的，美国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美国认为日本在利率、金融业务开展及资本流动方面有诸多限制，导致日元无法实现其在国际市场的真正价值。因此，美国认为要扭转美日贸易失衡，不是改变美国的经济政策，而是要改变日本的金融、结构性经济制度。第二，80年代初，欧美的金融机构进入日本受到严格的金融管制，无法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业务，但美国市场却对日本开放，形成不对等的竞争。年欧美银行的东京分行的贷款总额占日本贷款总额的3.5％，存款总额不到日本存款总额的1％；欧美投行均未取得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只能通过香港与日本展开交易。美方当时负责施压与谈判的是财政部长里甘（-年任财长，-担任白宫幕僚长），里甘任职财长前担任美林银行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日本金融自由化后，“管制”的闸门打开，大量资本疯狂涌入并于泡沫前抛售日本资产，助推泡沫形成与破裂。

3.1.1“美元日元委员会”：推动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但未能实现日元升值目标

随着 的推进及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壮大。里根在第一任期强调“强国家，强货币”，实行高利率，美元不断走强。美国产业界认为被扭曲的汇率降低了美国的竞争力，施压政府纠正美元升值的倾向，《摩根报告》成为国会和政府下决心解决汇率问题的导火索。年9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屡次败给日本的李·摩根发布了题为“美元与日元的不匹配：问题的所在与解决方案”报告，成为日后美国施压日本的谈判蓝本。摩根报告提出了11项具体策略，核心是“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彻底“排除抑制日元需求的人为措施”。美国认为，日本开放金融与资本市场后，市场对日元资产的兴趣增加，日元将随之升值。

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探讨日元和美元汇率问题，这是“美元日元委员会”的最初开端。同年11月，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与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宣布成立日美间“美元日元委员会”，以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为框架，就欧洲日元债券问题、增加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权限、美国某些州限制外国银行进入等问题进行探讨。

年5月，日美发表《美元日元委员会最终报告书》，美国主要实现四个方面的利益诉求：（1）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包括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借款自由化。（2）确保外国金融机构自由进入日本金融资本市场。外国证券公司可以申请东京证券市场会员权，向外国银行开放日本信托业。（3）创设自由的海外日元交易市场，扩大欧洲日元市场——离岸市场。（4）实现日本金融与资本市场自由化，消除外资对日投资障碍。日本承诺自主、渐进地推进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消除日元国际化障碍。但是日元并未如美国预计升值，美元继续坚挺，日本对美顺差继续扩大，美国从而寻求其他手段。金融自由化加速推进，具体如下。

利率自由化方面，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大量出现。年，利率联动型可转让存款证书（CD）、市场利率联动型存款（MMC）和自由利率的大宗定期存款陆续出现。

金融业务管制方面，放松市场准入与货币自由兑换。年日本允许海外存款证和商业支票在国内销售，证券公司开始提供大宗公司债投资信用，撤销外汇期货交易的“实际需要原则”，提供投机的自由，自由以日元发行对外贷款。年开始实施短期国债的招投标发行，外国投行开始去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资格，撤销人寿保险、年金信托等对外证券投资管制、促进以赚取利率差为目的的个人对外投资。年日本的国内商业票据市场创设。

资本流动方面，撤销日元兑换管制。年日本创设东京离岸市场，允许家外国外汇专业银行参与，日本企业可以在英国伦敦市场发行以美元为单位的信用债和可转债。

3.1.2《广场协议》：五大国联手抛售美元，日元迅速大幅升值，但未减少美日贸易逆差，直到年逆差才缩窄

年7月，美日两国财政部在巴黎开始就《广场协议》进行磋商，会谈目的是建立美日磋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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