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史上，都说军阀无义战，但是也有四大守城之战，堪称是决绝与胆寒，分别是蒋世杰守信阳，李虎臣守西安，傅宜生守涿州，以及刘玉春守武昌。其中，吴佩孚的心腹爱将刘玉春，苦守武昌四十余天，虽说演绎士为知己者死，但是夹带着普罗大众为之荼毒，南军对于武昌的围城，俨然是一场战争之外的劫难，作为幸存者之一的周介然，记忆深刻却不愿回首。民国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北洋军接连丢掉长沙、汀泗桥、贺胜桥等战略要地，退守武汉。是日，湖北督理公署宣布武昌城晚间戒严，并默许部分武昌居民撤离到汉口，不料次日南军即兵临城下，自此周介然也受困武昌，自此备受煎熬。

但是，周介然也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军阀无义战，无论南北。周介然当时就读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武昌城内位置险要，可以观察到城内的大部分境况。九月一日上午八时许，城外响起隆隆炮声。周介然爬上校后山地高处，“只见南湖一带，炮火熊熊，白烟弥漫，街上行人早已绝迹。有几处高悬洋人旗帜，显出特有的保护色”。守城的刘玉春部北洋军，也开始在学校后山部署阵地，“直到午后五时，南军的炮声才止”。这只是南军对武昌城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四日后，“鸡鸣时分，炮火大作，炮声震地，惊醒幻梦，弹丸飞过，如放翎箭。伏枕静听，还有一种远远的枪声，像炒蚕豆一般，确是正式对敌的”。

周介然的推断是对的，不过他只感觉到“炮声震地”，而不知此战中，仅南军最精锐的独立团，就伤亡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一营营长曹渊阵亡。历经此战，南军再未强攻，转而采取旷日持久的围困策略，夹杂着零星的攻击扰乱北洋军军心，其实只要围而不打，时间火候到了，北洋军自然扛不住。毕竟九月二日，周介然还曾在普海春餐馆买了粉渣包子吃，遇见北洋军士卒前来餐馆就餐，大家能够相安无事。但是，随着围城日久，粮荒日现，北洋守军将周介然所在学校的后墙，凿开一个大洞，学校藏匿的余粮也被抄走，集市上的临时贩卖部也无余粮可购，连丘八不要的锅巴，也得两毛钱一斤，还要抢着买。

最终，九月二十一日的中秋节，周介然他们原来住的宿舍被炮弹击中，看过后一阵后怕，过“节”犹如过“劫”。而驻守汉口的刘佐龙部鄂军第二师也临镇倒戈，重围之中的孤城武昌，再无外援。九天后，刘玉春整编六千人马反攻出城抢粮，然而伤亡惨重，回来仅三分之一，获二百袋高粱，而城内百姓已“四肢无力，走路踉跄。街上已很难买到粮食和蔬菜了，山上能吃的野菜、野草也差不多采光了”。直至武昌城破，刘玉春被擒，得失是成就孤忠义之名，以及武昌民众在这场围城劫难中的煎熬与怨恨，周介然本人也因家乡传他已饿死，不得不返回松滋老家探亲。

军阀混战的各路军阀，起源于清末的新军。其中袁宫保在天津小站练兵，历史渊源最长，与地方督抚和豪绅的联系也最紧，又直接因承于中枢，因而改朝换代之后，北洋一脉一直得以号令中枢。但是，因为继任“老头子”之后执掌中枢的皖系军阀扛纛人段祺瑞，树大根深的直系军阀自然心生不满，直系军阀元老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人与南方军眉来眼去，晋系军阀阎锡山这些虽非北洋嫡系，但都与北洋军阀互通声气。这样一来全国除西南六省外，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在军阀混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之下，曾经兵戎相见的南北军阀在直系军阀的牵线搭桥之下，筹备着“南北议和”。

民国八年，议和会议在二月二十一日开始，会议的第二天即第二次会议南方代表提出：“清北洋中枢宣布与日本所订密约及附件”。西南军阀作为唱这出重头戏的主角，自然有他的实力和筹码，而且对北洋军阀的要害所在拿捏的恰到好处。毕竟皖系军阀作为在北洋中枢的话事人与日军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多数属于“分赃以肥私”的勾当。然而西南军阀作为负隅一方的草头王揪住北洋军阀的小辫子发难及其它“中日一切密约”间题上南方的立场和表见，当然包含有与北洋军阀在权力、地盘上的争夺，无疑是属于“分赃以肥私”的举动。

但是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因为西南军阀这群没有主义的武夫，在经世之策上更多的还是一片精神荒漠，“分赃以肥私”还是这些草头王更看重的老桥段，如云南王唐继尧的弱川强滇之策、四川王刘湘的叔侄之争以及两广军阀的倒戈与背叛。如果说北洋大军阀还有一份天地君亲师的道德禁锢，那么鱼龙混杂的西南军阀则只剩一份“有兵即是草头王”的嚣张与跋扈。川滇黔混战两广操戈，战争与谈判成为一场场宦海买卖。在清末明初那片深不可测的欲望泥淖之中，精神荒漠之下的西南军阀这群复杂斑斓的脸谱，西南各路草头王和北洋军阀不过是一丘之貉，掉入的也不过是一蟹不如一蟹的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

总之，西南军阀作为那个时代的产儿，它不可能摆脱“分赃与肥私”的军阀混战的旋涡，并因此而产生巨大的消积作用。但是，由于特定的地位，特定的环境，它在“分赃以肥私”的拼杀中起了某种积极作用，这就是西南军阀的双重性。这群西南大陆的强人，作为弱肉强食法则的适用者，也自然需要一层保护色，毕竟人马和地盘才是安身立命的本钱。那些曾经尔虞我诈的宦海过招、步步惊心的庙堂角力不过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罢了。

民国十九年，四川地方军阀经过长期的混战兼并，形成四大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其中以二刘的势力最大，由于二刘均有坐上川系军阀头把交椅的野心，叔父刘文辉和侄儿刘湘最终兵戎相见，爆发了川系军费最后一次大混战，也是最终逐鹿巴蜀的定鼎之战，即“二刘之战”。这场混战是从民国二十一年冬天开始，到民国二十一年秋结束，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间经过三个有名的战役，它们是成都巷战、荣威大战、毗河岷江之战。此次战役规模之大，前后绵延时间之久，在川系军阀迭次混战历史中也是罕见的。此战之后的“四川王”刘湘成为巴蜀地区的话事人。

但是，川系军阀之混战，固有“一年三小战，三年一大战”。自清朝末年到民国二十二年结束，“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但是二刘之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刘文辉背信不履行资、内两地收入的分配前约，又如双方合力将赖心辉之江津防地取得后竟据为独有，不让二十一军部队进入江津县城”，这些种种原因，在刘文辉和刘湘之间的关系看来都不是问题，毕竟两人之间具备叔侄这样的亲密关系。可是权柄之诱惑，毕竟难以抗拒，二刘皆使用各种卑鄙伎俩。刘文辉在二刘之战前，得意洋洋地描绘自己的想法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此等雄心勃勃，不仅图谋统一四川，且进而要想囊括西南，如扶助胡若意回滇，支持王家烈主黔，即可概见。

这也引起侄儿刘湘的嫉视和恐惧，刘湘占有下川东各县，拥有重要商埠重庆，并据守夔门，控制川江入口。他千方百计地制约、扼杀刘文辉，使其无法补充军实。“刘文辉用重资在外国购买的飞机大炮，被蒋政权和刘湘扣留没收；飞行人员、联络人员常被扣留；甚至交通电信器材也不许入口。”总之，刘文辉扩军所需军用物资，不能通过重庆入口。而刘湘却利用长江交通之便大量购置枪械，刘湘的兵工厂，在重庆临江门外杨家花园，这也引起了刘文辉的不满。尽管民国十九年的秋天，刘湘的大叔刘升廷，也就是刘文辉之长兄，曾“到渝晤刘湘，奔走调和，但由于双方各执一词，毫无结果”。

最终，双方正式开打，“是四川军阀四百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一次混战”。全川大小军阀都卷入其中，双方动员兵力约三十万人。战争的结果是双方死亡将士六万多人，耗资五千多万元。此战之后，刘文辉虽然找门路，且再次搬出长兄说情，嫡系二十四军仍所剩无几，元气大伤，其他小军阀当然更无力与刘湘抗衡。此战结束了四川长达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局面，刘湘基本上一统巴蜀，成为川系军阀中名副其实的“四川王”，但是川系军阀之混战，多是草头王之欲望驱动，目的都是为了排除异己，扩张地盘，充当“四川王”，殊不知坐上这个扎腚的头把交椅，也将沦为欲望之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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