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是通过吸收FDI，从事加工贸易。虽然说上海的生产性服务在国内来讲已经算是比较发达了，但是，相对于跨国公司所投资产业的需求而言，却远不能满足其需要，这也正是目前许多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时选择自带生产性服务的重要原因。

据调查了解，现在仅苏州工业园区内的外商设立的研发机构就已经超过50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基本上都是国际上著名跨国公司投资设立的，如松下电器研究开发（苏州）有限公司、爱默生环境优化技术（苏州）研发有限公司、三星半导体（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世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安德鲁电信器材研发中心，等等。

而苏州新区则设有摩托罗拉国家级0.13微米的IC研究设计中心、飞利浦高清晰度视频显示系统研发中心、华芯微电子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品设计中心等10多家外资研发机构。此外，中国台湾的厂商来大陆投资时，往往也是一个主导厂商带着一大批配套厂商同时进入，其中不少配套厂商就是专门为其投资产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

如此看来，外商直接投资自带生产性服务已经形成长三角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吸收FDI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有必要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现在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选择自带生产性服务，就是因为中国本土的生产性服务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从而导致许多经济功能无法实现，因此不能很好地满足跨国公司所投资产业的高端需求。

而跨国公司选择自带生产性服务，则对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一方面，它会抑制中国本土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进程与专业化发展。因为生产性服务原本大多是内化在制造业内部而进行自我服务的，它之所以能够从制造业内部逐渐分化出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部需求规模的扩大，使之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性以及专业化发展。

如果外商投资大部分都自带生产性服务，无疑会降低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市场需求规模，从而不利于中国本土生产性服务实现与制造业的垂直分离，进而也直接影响其专业化发展，因此，对本土生产性服务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种类的增加、质量的提高等都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外商自带生产性服务，又会使外商所投资产业的竞争力更加强，而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则更加弱。因为外商投资自带的生产性服务主要是自我服务性质的，本土制造业往往很难接受到它们的服务，因而只能利用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或者是外部市场上的生产性服务。

而外商投资之所以要自带生产性服务，或者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不健全，或者是因为其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质量较差。这样就会形成二元产业结构，一方面，外商投资产业由于其利用的生产性服务层次较高、比较先进高效，其制造业竞争力则会比较强。

而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制造业由于只有效率较低、层次也不高的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或者外部市场上的生产性服务可供利用，因此其竞争力相对于外商投资产业而言，则要差得多。而且，这种二元产业结构还由于没能充分发挥出外资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因而对外资经济与本土经济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说得更为严重的话，这还可能造成一种非根植性的“飞地经济”格局，形成的只是一种“无根的花”，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以及国民福利的增进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其中“苏州悖论”就是典型一例。

苏州是个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极不相称的地区。它的GDP增长较快，但其人均收入却与之大不相称，增幅也远低于GDP增幅。据相关统计数据，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年苏州人均GDP达到4.77万元，上海为4.66万元，杭州为3.27万元，宁波为3.22万元，但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苏州只为元，而上海、杭州、宁波则分别为、、元。

苏州人均GDP已经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却比上海低得多；而且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儿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对此悖论，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Φ，而我们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即在于产业发展的二元结构。

外资经济有它们自己的产业配套与循环体系，其中包括它们投资制造业时自带的、主要为自我服务的先进的生产性服务，而本主经济只能利用其内部提供的低效生产性服务，或者利用外部市场上专业化水平还较低、先进性还远不够的生产性服务。

这必然会造成外资经济与本土经济之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局。正因为本土产业与外资经济未能很好地嫁接与融合起来，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本土产业在外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了，这才造成苏州的GDP水平比较高而GNP水平比较低，因此，“苏州悖论”的出现有其产业基础方面的根本原因。

如此看来，无论从提升本土产业的竞争力还是从增进国民福利的要求看，都必须要打破这种外资经济与本土经济的二元结构。为此，需要对中国本土的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性服务进行深入剖析，以便找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对症下药。

长三角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的本土生产性服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发展程度不高、结构不健全，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生产性服务发展严重不足。生产性服务由于涵盖的行业比较多，因而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其中有的是仅需要较低技能便可以完成的简单商务服务，如门卫、秘书、人事、批发与零售服务等，有的则需要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员才能提供，特别是那些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密切相关的高级生产性服务。

中国由于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因此普通的生产性服务发展得还算比较好，而那些需要较高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高级生产性服务，却显得严重不足，因而跨国公司对这种较高层次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所以才出现了许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时自带高级生产性服务的普遍现象，苏州工业园区与苏州新区如此多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落户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当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自带高级生产性服务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出于核心技术与能力的保密要求。但是，长三角地区高级生产性服务严重缺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是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与激励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它们过分强调科研成果的论文发表形式，而对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化缺乏应有的激励，比如国内顶级高校一般都比较注重科研成果能在国外发表。

虽然这种发表对促进人类文明是大有益处的，但是，这些成果却并未能在国内进行广泛的传播与扩散。由于在国外发表都是采用外语形式，而国内真正需要这些科研成果的产业由于语言障碍及知识更新方面等原因，往往不能紧跟这些研究的最新进展，从而导致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是最先为国内所了解与开发利用，而是被国外最先了解与利用。

因此，这种科研激励机制带来了中国科研投资的外部性不能很好的内部化，这也是国内高级生产性服务，特别是应用研究及研究与开发方面较为落后的关键原因。本土生产性服务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专业化、国际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国有垄断所造成的体制与机制僵化，使得面对跨国公司的高端需求时往往不能及时产生有效供给。

因此，一旦有外国生产性服务机构的进入，有的跨国公司的服务需求便会出现转移，南京就曾发生过在宁的巨型跨国企业因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而促使其转换国内服务机构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确实是我们本土的服务机构专业化水平比较低，这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来逐步加以改变。

但是另一方面，或许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服务企业独大的时间太长，形成了卖方垄断，从而造成管理体制与激励约束等机制僵化、人员的潜能与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与调动。面对跨国公司的高端需求不能产生有效供给，因此它们或者只有自己投资生产性服务，或者只有选择接受外资机构的生产性服务。在国内金融界经常出现的国有商业银行人才跳槽到外资银行的现象，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中国本土的生产性服务机构在文化背景上与跨国公司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是跨国公司自建生产性服务机构或者转而接受外资机构生产性服务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本土经营机构，特别是国有经营机构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与跨国公司的体制与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造成它们的调整与适应成本太高。

因此，它们往往会选择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比较类似的机构来进行合作，如外资机构，或民营机构，如果难以找到的话，自主投资、自我服务可能就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了。其实，这只需要考察一下跨国公司来长三角投资时为什么总是选择民营企业或者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作为合作对象就很容易明白了，体制与机制能够较好的对接是跨国公司选择合作对象的重要考虑因素。

由此也就很容易推论出，中国本土落后的国有生产性服务机构，如金融、通讯、交通等机构，该如何选择其未来改革与出路的方向了。再一个存在的问题则是我们对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规律还没能很好地把握，尤其是在发展方式与布局等方面都还缺乏战略性考虑。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者服务，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越来越表现出集聚式发展的趋势，而且其集聚的地域主要是大中城市及其某一区域。

这是因为：（1）通过提供百货商场式的生产者服务，可以减少交易双方的搜寻时间与成本，并通过规模经济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之目的。（2）这有助于充分利用服务业生产中的技术与知识的外溢效应及学习效应，促进生产者服务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与模仿学习，从整体上提升生产者服务业水平，并提升其区域竞争力。

（3）通过竞合效应，达到降低生产者服务业生产成本、促进生产需求的目的，并通过生产者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推进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进程，进而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与效益。由于早期在此方面缺乏研究，因此，不仅上海在生产性服务的集聚式发展方面走得比较晚，而且其他地区显得更为落后。

直到最近几年，上海的一些城区才提出要打造生产性服务集聚区，比如在张江开发研发服务区、在漕河泾开发技术服务区、在嘉定发展汽车服务区、在浦东发展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区，以及在外高桥及临港新城发展物流服务区。

结语

而苏州由于对生产性服务的认识不足，造成其生产性服务不能满足外商投资的需要，因此，不少外商都只能通过自己投资生产性服务来进行自我服务。这都说明，我们对生产性服务的经济功能以及发展规律都还缺乏应有的把握，因此，表现在制度安排与措施做法上便显得缺乏战略高度与整体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