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行政官员通过银行将家庭的储蓄系统地引导到被视为战略性的各项工业建设上。开始是在50年代要把纺织工业提升为强大的出口工业，接着就是钢铁、船舶、照像机、视听电子产品、摩托车、机床、建筑机械、汽车等，从70年代中期以来则是信息时代的关键工业，即半导体、电信器材、计算机等。

通产省和大藏省是有计划地引导日本的工业在日益提高的附加值阶梯上一步步地攀升。这是一种十分纯粹的工业政策，它是对西方正统经济学教授的各种条条框框的一种亵读。

然而该政策在二次大战后的头年中居然运转正常，并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强国之一。但日本的工业政策并不刻意选择某个企业予以特殊扶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指责任何一种工业政策，它是“选择胜利者和失败者。”

与此相反，行政官员们选择的是行业，他们的选择标准非常明确，那就是，该行业是不是属增长型行业？是不是像汽车工业那能成为与其相关工业集团的中心行业？是不是像半导体工业那样能成为其他行业基础的战略性行业？

当然，选择行业也有风险。怎样才能保证选择正确的行业呢？日本的行政官员和企业公司非常了解这些风险。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制定选择程序，并经常检查作出的决定。各省官员和企业公司以及行业协会的经理们每天坐在一起进行商讨，所有关于欧美技术和文化发展趋势的信息以及第三世界发展的信息在这里都能得到系统地吸取、充分地利用并列入讨论的范围。

综合商社保持着遍及全球的独特的信息网络，甚至通产省和外务省也通过其在国外的代表机构参与信息收集工作。成千上万个翻译人员跟踪着西方国家的专业文献，并将所有新知识立即提供给日本的研究机构和工业企业。政府各部和经济界的整个机构犹如一台庞大的机器，在收集和消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

通产省负责协调选择过程并制定优惠措施，大藏省通过银行系统保证把有限的资金引向所选定的行业。选择的决定一般都是在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作出的，只在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上发生过争议，那就是在建设汽车工业的间题上。运输省指出日本的公路不足，它同日本中央银行都是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认为日本建设汽车工业无任何相对优势可言。

通产省，当然还有汽车工业界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今天他们的成就已闻名遐迩。这一成就证明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贸易理论的基础已经过时。事实表明，相对优势并不像年前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劳永逸地被自然赋予的，相对优势是可以通过一国的战略性工业和商业政策创造的。

一旦某一行业被选定为“战略性”工业，那么通产省和其它省就会动用武库中的全部促进手段。查尔斯约翰逊在《一种新型工业的培育》中对通产省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描述：

通产省新型工业培育系统在50年代后期完全成型，它包括以下各类措施：第一，通产省先进行调查，然后就该行业是否必要，其前景如何这样的问题拟出一份原则性意见。例如年7月11日在就是这样一份原则性意见。第二，通产省批准外汇的分配调拨，日本开发银行则向该工业部门提供资金。第三，提供引进国外技术的许可证。第四，把新型工业确定为“战略性”工业，以便为其投资提供持殊和加速折旧的可能性…

第五，免费或按普通价格向该工业部门提供建厂用地……第六，给该工业重要的税务豁免。第七，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创办一个卡特尔，用以调整竞争、协调参加新行业公司的投资。

某个行业一旦被宣布为“战略性”工业，大量投资便蜂拥而至，因为银行和企业都明白，现在行政官员们的整个权力都在为其撑腰。因此，为某种产品建成的生产能力往往大大超过企业希望其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数量，因此只有在能够把剩余产品出口到国外时，投资方算奏效。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日本企业首先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大墙后面发育成长，然后冲出堡垒的大门，向世界市场发起冲锋。它们以战斗价格击退了美国和欧洲当地的企业，或者像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读到的例子那样，把它们完全从市场上排挤出去。

在价格政策方面，这些日本企业利用了一条经济规律：一种产品生产得愈多，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就愈低。这里有两种效益特别重要。一种是规模效益，其作用是，随着生产的提高，每个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直至达到最佳的工厂规模。第二种是学习曲线效益：一个企业把一种产品生产得愈多，对生产过程学习掌握得就愈好，生产得也就愈便宜。

这种学习曲线效益对于今天具有复杂生产过程的高科技工业来说特别重要。例如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厂，然而波音公司一直没有充分利用此种可能的潜在的学习曲线效益。

60年代日本人率先把这一经济规律作为其出口战略的核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若能预言未来生产的规模，那么也就能预言未来的成本价格。因此他们在国外市场上就转向了“超前定价法”，也就是说，他们出售产品不是按照当前的成本定价，而是按照该产品未来的成本定价。在定价过程中，他们可根据对未来预计的程度进行变通。

在出口市场上以未来价格出售产品对当前说来自然意味着出口的亏损，必须通过日本国内市场上的盈利进行补贴。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无利润资本主义"，美国经济杂志《财富》每年公布世界家最大的公司排行榜，年日本的家上榜公司的利润率仅为0.7%；而红利仅占投入资本的0.2%。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些日本企业是该整顿了，其资本收益率甚至大大低于最保险的定息债券的利息。

但是，日本公司的目标恰恰不是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润!而是“提高市场份额。”它们每天早晨对集合的职员喊出的口号是“包抄卡特皮勒”或“打倒IBM!”

早在60年代，日本的出口战略已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日益强烈的不安，并导致了反倾销诉讼的增加。但是当时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还小，所以日本在世界市场上销售过剩产品的战略能够全面获得成功。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日本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它不仅是无利润的，而且在开始的几十年里是债台高筑的。这种对日新月异的战略性工业增大投资的做法造就了被美国人称之为“高度杠杆作用的经济”，即一种以巨大贷款债务起杠杆作用的经济。系列会社银行提供的贷款大大超出了自己吸纳的存款，于是它们不得不通过中央银行或地方银行的放款来补贴已放出的货款。

另一方面企业取得的贷款也远远超出了西方公司可以承担的负债程度。这些贷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们最后都由各省行政官员担保。日本唯一独立的资信等级机构创建人三国昭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银行在大藏省拟定的成本和通产省决定的利润之问享受得到保证的差额利润率”。然而，如果日本银行使用的是西方的贷款标准，那它们决不可能为系统地建设过剩生产能力和“未来价格”的战略提供资会。这样~年具有特别高增长率的日本经济奇迹同样会是不可能的。

在此期间有几年私人工业对工厂设备和装备的投资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0%。除此类投资外国家还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住房建设进行了投资，工业和建筑业是投资的主要部分。由此可以想象，压低消费在具体实践中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即使在超级增长阶段之后，投资额仍居高不下。

结语

在~年间，日本经济的总投资年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与此相比，美国占18%，西德占22%。而在~年泡沫经济年代，日本企业利用其超级投资将其西方竞争对手径直压到墙边，这一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新水平。